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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论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法及当代意义

来源: 作者:发稿时间:2020-09-20浏览次数:10

作者介绍:刘宇,南开大学哲学博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浙江师范大学“双龙学者”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202001


【摘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内蕴着深刻的总体性辩证法。它以无数实践性的生命个体的生产和交往为根基,使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横、纵两个维度,即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与历时性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断向外延伸至未来、开放性的总体结构。任何经验事实只有以总体的内部核心为中介,成为其中的具体环节,才能获得本质性呈现和必然性展开的正确理解;任何价值理念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向现实化,才能扬弃其抽象性。共产主义自由与解放的价值原则成为在价值与事实的相互扬弃中不断现实化的历史过程。总体性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意义在于,它能够引导人民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场的历史必然性,理性对待与中国奇迹同时存在的社会问题,成为坚定道路自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共产主义;总体性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内蕴深刻的总体性辩证法,它以“科学”的形态向人类敞开了面向未来的自由和解放的空间。它以许多生命个体的生产和交往活动为根基,使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横、纵两个维度,即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与历时性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一种不断向外延伸至未来的、开放性的总体结构。任何经验事实只有以总体的内部核心为中介,成为其中的具体环节,才能获得本质性表现和必然性展开的正确理解;任何价值理念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际发挥作用,才能展现出其现实性。正如卢卡奇所言:“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这样,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构想就不再是一种“悬置”的抽象价值原则,而是在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的相互作用中逐渐实现自身的历史过程。我们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构想之总体性辩证法的昭示,决非仅仅呈现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而是在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认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使人们扬弃丧失总体视野的实证性和主观构建的抽象性,从而在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在中国道路的总体结构中理性对待与中国奇迹同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运思深远的理论资源和笃定不移的精神力量。

 “辩证”的总体:马克思共产主义构想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共产主义构想的总体性辩证法为我们敞现了这样一种结构形态,即以实践性生命个体为基础,使人类社会生活在共时性社会结构与历时性历史发展的两个维度上,呈现出不断向外延伸至未来的开放总体。生产与生产方式成为贯穿始终的内部核心。任何经验事实只有成为这个高度系统的“有机体”的具体环节,进而以内部核心为中介,才能获致其本质性和必然性的正确理解;任何价值理念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结构的“统一体”中实现自身,才能获得内在的现实性。共产主义正是从这种总体性结构中获得敞开自身、面向未来的生长空间。具体说来,许多生命个体在对象性的生产和交往活动中,不断生长出丰富的自由本质,使共产主义在总体性结构的根基上,拥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与内在的原动力。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则是无数实践性的生命个体通过自身的生产和交往,形成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系统。一方面,生命个体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生长出自身的自由本质;另一方面,生命个体自由本质的不断生长,又使之必然突破和更新特定的社会结构。历时性的历史发展便是这种双向扬弃所产生的生产方式新陈代谢与社会关系吐故纳新的过程。这样,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就以无数实践性的生命个体的生产和交往为根基,展开了“社会总体”和“历史总体”两个维度的总体性结构。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结构中面向未来充分实现自由和解放之价值理念的历史过程。

首先,无数实践性的生命个体是总体性结构的内在根基。他们在生产与交往活动中生成的自由本质,使共产主义在“本体”的意义上,就拥有充分的合法性与内在的原动力。马克思曾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正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正是“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所谓自由本质就是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逐渐生成的自主生存和创造的能力。这就使共产主义在总体性结构的“本体”上拥有了充分的合法性,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呈现出一种“异化”的状态,他们“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同时,实践性的生命个体亦在对象性的生产与交往活动之中,不断丰富和提升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由于生产力从根本上讲就是每个实践性的生命个体之自由能力的“总和”,这也使共产主义在总体性结构的“本体”上拥有了内在的原动力,从而不断冲破阻碍自由本质生长和全面实现自身的陈旧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因此,马克思宣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总之,共产主义充分的合法性和内在的原动力,都存在于无数实践性的生命个体的生产和交往活动之中,它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在一横一纵两个维度,即共时性社会结构与历时性历史发展的彼此推进与相互扬弃中,形成了一种不断向外延伸至未来的总体性结构,生产及其客体化的生产方式成为贯穿始终的内部核心。

其次,共时性的社会结构是总体性结构中横向维度的“社会总体”。它正是许多生命个体通过生产和交往活动,形成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社会有机体,进而成为生命个体之自由本质现实化的载体,故而也是价值与事实相互统一的“社会总体”。实践性的生命个体生产着一定的交往关系与社会形态本身,他们根据生产力的实际状况,采取相应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形式。这样,生产力与交往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在社会分工的“中介”之下,不断地展开和推进了,它促使社会结构逐渐细密地分化与日益复杂地整合,并在生产方式、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各个层面的交往关系,构成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它们共同调节着整个社会的运行。由此,人类社会形成了一个日益复杂的有机整体,它“不是一个混沌的总体,而是一个有着立体网络结构的有机体”。由于物质生产构成了全部社会交往的基础,各种交往制度与规范必须与之相适应,这便使物质生产方式从总体上制约着社会生活,各类交往制度以此为核心,相对独立又逐层整合,共同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这种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结构系统内部表现为有机的整体,如经济活动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统一;各个结构系统之间亦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更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表现为一个本质的整体。任何经验事实只有成为“社会总体”的具体环节,才能获致自身本质性呈现的正确理解。“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能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这种“社会总体”又是实践性的生命个体创造的社会场域,个体的实践活动只有在这种场域之中才能获致现实性,“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进而以生产力的巨大力量突破陈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之所以超越“空想”,正是由于他将生命个体之自由本质的充分实现,奠基于发达的生产力和新型的社会总体,“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

再次,历时性的历史发展是总体性结构中纵向维度的“历史总体”。它表现为生产方式的新陈代谢与交往关系的吐故纳新,使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都成为不断向外拓展至未来、具有开放性的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只是不断更新和扬弃的生产方式与交往关系的“序列”,“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每一阶段和一定时代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形式只有内在于“历史总体”,成为其中的具体环节,才能认清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任何历史事件和价值理念也只有在这个总体内部,以一定生产方式为中介,才能展开和呈现其内在的本质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扬弃,不仅在横的维度上,更在纵的维度中,编织着一个巨大的开放总体。它使各个阶段的“社会总体”处于不断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过程之中,不仅“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实现着社会结构与自由本质从简单到复杂、从粗陋到丰富的“升越”,而且这种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这样,在历史总体性的视域中去考量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这个曾经以先进的生产方式从内部瓦解封建社会,进而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庞然大物”,“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向未来敞现了新型社会形态的历史可能性,遭到普遍异化的无产阶级更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这就使共产主义呈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自由”的现实化:马克思共产主义构想的历史纵深

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就在“历史的总体”中,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总体”及其基本特征,进行了内在否定性与自我超越性的揭示,不仅呈现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昭示了人类的自由本质走向现实化的历史进程。从共时性社会结构的横向维度上看,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领域合一”的垂直隶属型结构、资本主义社会“领域分离”的横向网状型结构、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和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能力的自由人联合体之间的发展和升越。从历时性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上看,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则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类自由本质在生产力不发达、交往关系封闭狭隘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较低水平的现实化;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类自由本质在社会化大生产、普遍市场交换的历史境遇中走向丰富而片面的现实化;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自由本质在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充分而全面的现实化。

 “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类生活自然发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基本特征,它呈现为“领域合一”的垂直隶属型社会结构。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与自由本质只是在狭隘、孤立的“共同体”范围内粗陋地实现和发展着。所谓“领域合一”的垂直隶属型社会结构,乃是不发达的生产力与散落、隔绝的传统共同体,所承载的以“政治”为中心,将经济和文化都纳入到政治的规定之下,进而分有政治属性的、未分化的结构形态。狭隘而散落的传统共同体是这种社会结构的现实土壤,个人生存于其中,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只是消融于“共同体”之内,沦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三种所有制形态,即“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些所有制形式不仅生产方式属粗陋的“小生产”,交往关系亦呈现为狭隘而分散的特征。这种生产方式与交往关系的现实状况,使之只能借助于政治权力来实现社会垂直隶属性的纵向整合,使经济和文化都必须符合等级秩序生产的政治功能。“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与交往方式的狭隘性,它使人类社会的自由发展与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整个社会还不足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自由发展的物质条件与自由时间,只能使统治阶级独占社会剩余劳动,进而形成对自由发展的垄断,表现为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的分离。尽管如此,“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也就是说,虽然“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结构,使个人自由受制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统治阶级的压制,但人类的自由本质仍然在较低的水平上获得了自身的现实化,进而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拥有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只是当交往关系和社会结构不能承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之时,才逐渐丧失了这种历史的正当性。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基本特征,它呈现为“领域分离”的横向网状型社会结构。在这种形态之下,人的生产能力与自由本质在广阔的市场体系、普遍的交换行为中,尽管较为片面却十分丰富地实现和发展着。所谓“领域分离”的横向网状型社会结构,乃是发达的生产力与独立的市民社会,所承载的以“经济”为中心,但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相对独立的、分化性的结构形态。从封建社会内部破茧而出的市民社会实现了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它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斩断了一切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瓦解了一切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方式,突破了一切传统共同体封闭狭隘的交往形态,形成了需要体系与交换体系所造就的、横向网状形态的形式普遍性,从而贯穿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有生命的个人也在这个网络体系的深层锁定中表现为一种原子化的生存状态,进而产生了以市场交换为核心的、普遍性的交往方式,凸显了个体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中,独立生产和自主活动的能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形式普遍的政治解放、日益形成的世界历史,都表征了人类的自由本质走向了空前的现实化。然而,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凌驾于生命个体之上,形成了一种异己性的力量,从而以资本拜物教的形态使“抽象”成为统治,产生了“物”支配“人”、“客体”支配“主体”的异化现象和抽象权力。掌握资本之“抽象权力”的资产阶级,“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它使置身于强制性社会分工与异化劳动之下的无产阶级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同时,政治解放使人民在形式上拥有了普遍的“人权”和“公民权”,然而政治国家对于私有财产无条件的承认,以及对于剥削的放任,致使“人权”和“公民权”沦为资产阶级的“特权”。所谓“政治解放”只是将无产阶级排除在外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和巨大分裂,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内在的否定性力量, 进而表征了人类的自由本质走向现实化的历史限度。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总体”的基本特征,它必然呈现为全面发展和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能力的自由人联合体。所谓全面发展和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能力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它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同时消除强制性社会分工,使生命个体不受特定活动的限制,在生产力“涌流”的条件下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充分而全面地占有自身的自由本质。马克思将这一新型的“社会总体”奠基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它的现实性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否定性,“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连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社会化的大生产、科学的管理手段、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驾驭的生产力、无产阶级的抗争,都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由此,马克思便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昭示了人类的社会结构与自由本质不断从简单到复杂、从稀薄到丰富的社会序列和历史过程。一方面,生产方式与社会系统不断地自我超越,以至于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扬弃了陈旧的要素和环节,而将先进的要素和环节纳入到更高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系统之中,这样发展至未来的社会形态必定吸纳了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人类自由本质的现实化也决非是主观任意的,它就内在于生产方式与社会系统新陈代谢的现实运动之中,不断从自在走向自为,如此延伸至未来站在现代文明制高点的社会形态,必然是自身充分而全面的现实化。共产主义便在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扬弃了自身的抽象性,向人类敞开了面向未来的自由和解放的空间。

 “总体”的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质与现实性诉求,使之从来就不是一种驻足于书斋的思想理论,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成为寻求中国道路,回应时代问题最根本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共产主义构想的总体性辩证法不仅使人们能从思想上扬弃丧失总体视野的实证性,亦即孤立地去看待单个的社会问题,以致以局部的问题遮蔽总体的格局,而是要从局部和总体的辩证关系中去洞察其内在的本质;它更使人们能从思维上超越主观构建的抽象性,亦即以主观的价值理念为前提进行推论,完全无视价值理念的现实性与抽象话语背后的陷阱,进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意义正是在于,它能够引导人民在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场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这是集体主义与平等主义的文化土壤、列强欺凌与国弱民苦的历史境遇、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时代诉求相互交织的历史选择;能够引导人民在中国道路的总体结构中理性对待与中国奇迹同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认识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其内在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原则还未充分而全面地实现自身的必然后果,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注入坚持不懈的精神动力。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救亡图存的历史境遇、民族解放的时代命题之间彼此交织、相互推动的历史选择。任何国家之现代化道路的抉择都决非主观意志所能确定的,它一定会受到客观的历史传统的规定和范导。中国数千年从未间断的农业文明及其生产方式,生长出一种现实的集体主义伦理规范与理想的平等主义价值诉求。集体主义是内在于血缘共同体与地缘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它将个体规定为集体的一个细胞、一个环节,进而在其中获取相应的伦理角色和规定性,成为个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及其内化的价值取向。平等主义则是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所承载的、理想的价值诉求,等贵贱、均贫富、无剥削、无压迫的“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

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始终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连绵不绝的价值理想。这种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涵与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本身就存在着较大的亲缘关系,更何况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饱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国家孱弱、人民困苦的历史境遇不仅使个人置身于“覆巢之下”,亦在民族危亡的现实处境中唤醒着中国人民的“大同理想”。也就是说,无论是现实的集体主义,还是理想的平等主义都在西方列强的铁蹄之下遭到了粉碎,时代呼唤着国家富强使之成为庇护人民的强大力量,呼唤着民族独立使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此承载全新的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然而,这个神圣的时代使命决不是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完成的,因为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力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最多只是成为帝国主义及其国际资本的附庸,根本无法摆脱被殖民化的命运。邓小平曾言:“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由此,我们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便可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抉择既是传统文化的价值土壤所范导的,更是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所规定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人民群众,完成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缔造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其次,从中国道路的历时性总体结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的转换和解决中推进着自身,其内在的价值理念也在特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承载之下不断实现着自身。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三个“伟大飞跃”,即“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不仅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总体性”的过程,进而表征了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理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生产方式条件下不断走向现实化的历史过程。当然,这种“现实化”是在回应和解决每一个时期所遭遇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推进的,而回应和解决本身也意味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转换和凸显,也就是说,一种主要矛盾的解决必然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计划经济时代”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于,如何在资源匮乏、外部封锁的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的建设,以此支撑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这样,国家意志和行政指令便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它能将有限的资源“有计划、按比例”地投入到国家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领域当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它不仅完成了中国社会从“一盘散沙”到“全国一盘棋”的整合,并初步建立了国家工业化体系,还产生了诸如“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基本事实,表征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现实化。随着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初步建成,计划经济体制封闭和僵化的弊端日益显露,成为后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改革开放”所遭遇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如何在人民贫困的状况下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成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的基本事实,表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得到了空前的现实化。然而,一体化社会结构内部实施自上而下的市场化经济变革,无可避免地会造成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权钱交易、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新时代”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便出现了新的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必将在“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得到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化。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历时性的总体结构,也存在着共时性的总体结构,各个环节和要素都在以“社会总体”之内部核心为中介,系统性地运转和发展。任何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社会系统的失衡和失调,只有以总体性的系统思维有效地解决这种失衡和失调,才能推动“社会总体”之内在品质的提升,从而形成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在更高发展阶段的现实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共时性总体结构其实也是历时性总体的基础,它亦是历时性总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整体性的社会总体最为重要的内部核心,就是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这种转型出现在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并未发生有效的分化,也未形成相应的边界,进而产生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同时并存,前现代与后现代“挤压”现代的复杂格局,并引发现代性病症与前现代弊端的“共振效应”。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不仅极易导致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产生腐败和贫富差异的问题,经济的片面发展也容易形成资本对文化的遮蔽,引发精神价值信念陷落的问题,经济与生态的博弈还会造成粗放型的增长对于环境破坏的问题等等。有鉴于此,党中央不仅实施了“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用总体的系统思维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的均衡发展,更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四个方面的全面提升,既增强共时性社会总体的内在品质,又实现“三步走”之历时性历史总体的战略部署。“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认清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它不仅表明社会生产力尚不够发达,亦表明社会结构不尽合理、权力结构未能有效制约、社会主体尚未发育成熟等等。我们当然不能苛责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终极形态在初级阶段就加以实现,这种非理性的认知态度只会有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只有改革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才能真正提升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实现品质。可见,马克思共产主义构想的总体性辩证法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具有极其重大的当代价值,它为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内蕴深刻的总体性辩证法,它将“局部”的经验事实放置“总体”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使之成为其中的具体环节,以展开其内在的本质特征;将“抽象”的价值理念放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场域,以呈现其不断现实化的历史过程,从而能够指导人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抉择的历史必然性,理性对待中国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所存在的社会问题,成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我们正在进行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只有吸取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的理论资源,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注入坚定不懈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