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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超:现代性危机的原罪与救赎

来源: 作者:发稿时间:2020-09-17浏览次数:10

作者简介:胡超,博士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09月正式入职金莎娱乐。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五年研究方向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伦理思想。

文章来源:《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八卷


现代性(modernity)这一概念对于当今学术界而言并不陌生,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然而,就像其他哲学问题一样,现代性问题并没有因此变得澄明起来,反而显得愈发混沌和复杂。尤其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根由以及解决途径方面的诊断上,其论说更是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具体表现,理论界倒是出奇的表现出了一定的“家族相似性”。“断裂”一词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断语之一,这种“断裂”不仅体现在社会分工业已完成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那种伦理、科技以及生活世界之间的彼此疏离,也同时体现在现代与古代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甚至包括主体内部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现代性的诸多断裂的形式之中,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对立,更准确的说是现代与“前现代”(pre-modern)之间的对立,似乎更加符合“断裂”一词的原初用法。吉登斯就曾以“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来标识现代性所造成的这种古今断裂。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毕竟,“现代”(modernus)一词作为指认当下的时间性概念,天然的表明了与以往时代的区别与对立,即古今的断裂。这一“古今之变”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打着复兴古代的旗号,但文艺复兴运动无疑开启了与古代的决裂之路。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以人文主义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桎梏的冲破和超越为主要脉络开始逐步展开。“今不如古”、“厚古薄今”等观念开始被打破,尤其是在之后的启蒙运动中,人们不再蜷缩于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的庇护,而是鼓起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去面向未来,筹划自身。而在过去的古代生活图式中,传统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主要来源于与自然建立的某种比附关系和相关性,也就是所谓的“传统就是自然,自然便是传统”,这意味着宣扬面向未来的现代在与崇尚传统的古代发生断裂的同时必定会伴随着对自然的违背与征服。于是乎,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朴素的同步及对应关系开始被逐渐打破。人不再是作为自然的“拙劣的效法者”或是附庸而存在,而是试图去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不仅仅是这种外在关系的转变,而是更加本质性的改变。人本身和自然本身也同样发生着变革。如果说,在尊崇传统的古代,人尚需要借助“神人同形论”,需要将自己装扮成神灵鬼怪来影响自然,“即用主体来折射自然”;那么,在推崇理性使世界祛魅的现代,“神与人的分离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人成为了纯粹且唯一的主体,“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现代性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乃是抽象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征服也可以看作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无论是“我思”开始作为阿基米德点被确立,“知识就是力量”的提出,亦或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启蒙运动之后的一系列思想变革无不彰显着这一时代性的转变。

古今断裂的最为显著的后果便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断裂。前现代的那种主客体相互交融,浑然不分的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泾渭分明。并且,断裂后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主体对客体的暴政。或者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断裂是以主体对客体的暴力性征服予以呈现的。自笛卡尔已降,主体的中心地位便已经被确立,尽管他们往往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如“超人”、“本我”、“存在”)。对此,阿多诺曾经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只有在操纵这些人的时候才了解他们,而科学家也只有在制造万物的时候才熟悉万物。科学家总是把事物的本质(Wesender Dinge)看作是他统治的基础(Substrat)。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的单向性(Einheit)。”抽象的同一性取代了具体的多样性,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特性与差异完全被启蒙给抹平了。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客体完完全全是单向度的,等待着那来自主体的暴力性的宰制和摆弄,“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在这种强制的单向化(Einheit)过程中,不同的事物都可以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字,而这也正是工具理性的宗旨所在。工具理性的所谓祛魅便是“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工具理性这种主体对客体的暴力征服不仅仅只是针对自然,也同样指向人的社会生活。这一点在市场的交换原则(即交换的同一性原则)与泰勒制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在交换过程中,人们可以无视任何商品的独立特性与个性,所有的交换物在作为中介的等价物的观照下被等量齐观;而泰勒制的出现则使得各色各样的工人统一变成了流水线加工上的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工具或环节,“人类本身也变成了技术发展中和被技术发展左右的轮子”。随着技术和生产的不断进步,机器和体制开始变得愈发强大,人反而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显得愈发弱小。人不再是机器和体制的支配者,反倒沦为机器和体制的附庸。毕竟,“对统治者而言,人都是物质,就像整个自然对社会来说是物质一样”。人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了被支配的存在。主体性的暴力也逐渐衍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奴役形式——“无主人的奴隶制”,而以此为根基的现代性社会也开始沦为阿多诺笔下那“被管理的世界”(die verwaltete Welt)。如此一来,主体对客体的断裂与征服过程中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伴随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颠倒与断裂所带来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断裂。值得注意的是,主体间的这种断裂并不是外在性的,而是内在向度的疏离与隔绝。15世纪到17世纪间的“地理的大发现”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在外在空间上的距离,其所带来的资本与市场的全球化也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与物之间的固有关系被打破。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被组织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维系这个整体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商品交换的中介体系。正如上文所言,现代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物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只是社会生产的组成要素罢了。无论是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物之间,早已不存在什么本质化的差异,同质化才是现代性社会的主旋律。个体间质性差异的消失和人的物化,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内在性关系被剥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不再是过去的直接性关系,取而代之的乃是建立在市场—商品交换中介体系之上的间接性关系。前现代时期的那些血亲、宗法、人身附庸等一系列的直接性关系都将伴随着封建王朝消逝而去,人成为了孤立的原子,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外在性的,是通过市场和管理才被组织起来的。这也正是黑格尔笔下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写照。然而孤立化并不是现代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疏离的唯一特征,冷漠化也同样出现在现代性社会的个体间关系中。这种冷漠并不仅仅体现在社会总体对人的淡漠,每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也同样凉薄。与康德高呼“人是目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这些原子化的个体在对待他人的态度时与他们对待他物时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都只不过是实现其自我持存的手段罢了。

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断裂必然会带来主体自身的断裂。因为以对待物的眼光来对待他人,不仅仅是对他人的蔑视,同时也意味着对人本身的蔑视。既然主体的一切所视之物都只是能被其支配的客体,那么,当主体观照自身之时,主体也必将视自己为某种异己性的存在。主体与客体一样,都开始变得虚无,支配与被支配成为了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宿命。正如阿多诺所指认的那样,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不只是“为人与其支配对象相异化(Entfremdung)付出了代价,而且随着灵魂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于个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也被物象化了”。个体将自身贬低为某种习惯或需要的行为方式的集合体,“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人的价值和真正性质全部被湮没在这种自我物化的过程之中。而在这主体内部的断裂过程中,“主体除了拥有必然伴随自我的所有观念的那个永远相同的我思以外,便一无所有”。这也就意味着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疏离,思想领域与经验领域的疏离,同时也是肉体与灵魂的疏离。无论是所谓“爱欲与文明”的冲突,亦或是“疯癫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变迁,无一不是这一断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