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莎娱乐-金沙最新娱乐网址

徐正铨:自由的冲突以及罗尔斯的化解思路

来源: 作者:发稿时间:2020-09-30浏览次数:10

作者介绍:徐正铨,金莎娱乐讲师,吉林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2002

【内容摘要】自近代以来,自由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但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自由都面临冲突。我们可以把自由的冲突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所谓自由的外在冲突,是指自由与平等的冲突; 所谓自由的内在冲突,是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两种冲突就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重大挑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个挑战的回应:通过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的区分以及自由的优先性,罗尔斯缓解了自由与平等的冲突;通过两个正义原则,他消除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

【关键词】自由;平等;罗尔斯;伯林


从理论上看,对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概念。起码自近代以来,自由的观念就成为政治哲学家关注的主题,从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到卢梭、密尔和罗尔斯,无不如此。从实践中看,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是几百年来全世界无数先贤奋斗的目标。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自由都面临各种巨大的困难和严重的冲突。卢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告白,深切地揭示了追求自由之人深陷于深重的冲突之中。

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自由的冲突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冲突,另外一种是内在的冲突。所谓自由的外在冲突,是指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所谓自由的内在冲突,是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会使这两种最重要的价值两败俱伤,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则会使人们对自由的理想产生怀疑。因此,如何解决自由的冲突就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尔斯区分了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并提出了基本自由优先的思想。罗尔斯在自由优先性的问题上具有双重指向:既要确定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对以最大幸福原理为宗旨的功利主义的优先性,又要确保基本自由对非基本自由的优先性。

一、自由的外在冲突

自进入现代以来,自由和平等就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更成了该领域内的首要课题。自由与平等 ,一方面彼此关系密切、缺一不可,这表现在:“没有平等的自由是形式的,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没有自由的平等是贬值的,在现实 生活中通常代之以压制。”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相互冲突,人们在将平等价值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有时会侵犯其他个人的自由权利,而坚持自由权利有时又会拒绝平等。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所谓的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对所有行为所构成的边界约束,同样适用于自由权利对平等主张的约束,即自由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将对平等观念的践行构成一种边界约束。简单地说,平等对自由的侵犯,自由对平等的约束,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冲突性面向。从理论上说,自由与平等始终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冲突?

对应于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有两种简单的处理方式。一种方式是极端自由主义,它对平等之价值全然不顾。另外一种方式是平均主义,它主张平等能够压倒自由。这两种方式所导致的最坏后果就是:要么有自由无平等,从而使自由成为部分人的自由,甚至个别人的自由;要么有平等无自由,从而使平等贬值为全无实际购买力的货币符号,并且作为符号所彰显的平等理念会不断地放大不自由的现实。因此,合适的处理方式只能是:某种价值优先并兼顾另一种价值。如果说自由优先兼顾平等和平等优先兼顾自由都是合适的处理方式,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哪一种更加合适?

温和的平等主义者主张平等价值的优先性,并尊重自由的价值,只有当平等与自由发生冲突时,才牺牲自由而确保平等。这样的主张面临三个困难:第一,基于自然的偶然性和社会的任意性,人是一种差异化的存在。在平等的问题上,人之存在具有差异化的事实是我们筹划平等之可能性时不容回避的。而现已提出的诸多平等诉求恰恰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或疏忽了人之存在具有差异化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平等主义也许会犯功利主义同样的错误,即“没有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独特性”。第二,平等与否涉及人际比较的难题。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现实处境中对差异化的个体作出准确的比较?每个人因其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形成了差异化的个人生活计划,如何对这些不同的生活计划作出恰当的比较?谁又有资格和能力在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承担起作出裁决的责任?这种裁决是否公正?人际比较难题是主张平等价值优先的理论所无法逾越的。第三,未必所有的平等都值得欲求和应该欲求。就平等主义而言,其筹划的艰难在于,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要么是不可消除的,要么只能有限度地削弱。差异化的个体存在方式始终是一个存在论事实,而且某些旨在消除这一事实的行动在价值层面上是不可欲的。因为人之存在的某些差异甚至是其存在的价值前提,别具一格的差异是价值生成的重要因素,“认真对待差异”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总之,人在生存论上是一种差异化的存在。因为人是一种“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的存在,所以“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以及“决不把不平等者拉平”的忠告必须引起我们的警醒,从而对于主张平等优先的理论所提出的旨在消除人之存在差异的行动必须有足够的警惕。

作为权利的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源于人际冲突。人际冲突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自我所有权”的冲突。极端自由者倾向于把自我所有权的边界无限扩大,借此“实现对世界原始资源之占有的正当化”;而平均主义者则往往无视自我所有的边界,因此常常造成对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严重侵犯。自由主义者看重的是个体的自我所有权以及基于这种所有权而衍生的各种权利,平等主义者强调的是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我所有权以及基于这种所有权而衍生的各种权利的平等实现。而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之中的人们发现,当一种权利的实现涉及机会的赋有、资源的供给,并且这样的机会和资源又是有限的时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就爆发了。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如何看待自我与他人的价值。这与人们把自身看成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相关。对自由和平等的概念的把握直接关联于人对自身及其存在处境的理 解。当我们把人看成是“自由、平等、理性、合理的”存在时,我们期望人们能借助于理性看顾好自身的合理性,并基于此来平衡自由与平等这两种价值。但是,这是一种人对自身特性的理想预设,现实中的人在事实上又呈现为理性与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共存、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共存,受到人类生活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利益的牵绊,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关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纷争一直不断,对于到底该如何平衡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依然无法达成共识。结果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在现实世界中是一种常态。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如何解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效率指向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提升与发挥,其背后隐含着对自由精神的坚守。公平指向生产物、资源及机会的分配,其背后暗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我们强调平等的价值,但同时要关切平等作为一种权利其边界的合理性。我们珍视自由的价值,注重生产的效率,但也应关心自由作为一种权利在人际间的相容性。在日常生产生活的某些情形中,平等与效率会相互促进,但多数情况下,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此中的两难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过于追求效率会导致分配的不公,会造成平等价值的丧失;过分看重公平会引起效率低下,最终导致无物可分,既不可能进行选择,更无自由存在的余地。因此,如何处置这个难题是对现代社会集体智慧的考验。

二、自由的内在冲突

自由的内在冲突集中表现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冲突。所谓消极自由的观念,是指“免于……的自由”,这意味着人拥有不受他人、团体或其他组织干预的自由,如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所谓积极自由的观念,是指“去做……自由”,这意味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它强调的是政治参与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所指向的是对政治生活的实质参与,而不只是指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一方面,防御性的消极自由以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抵制他者的外在干预,构筑“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防范行使积极自由的他者对“我”的侵犯与干预;另一方面,进攻性的积极自由要求对政治生活的实质性参与,这种“实质性的参与”对参与主体在时间、精力和意愿上提出了要求,它在助益于扩张公共生活版图的同时,却压缩私人生活空间,因此遭到了消极自由的顽强抵抗。在这两种相反的对抗性倾向中,自由的内在冲突表现得十分明显,并且在持续性的对抗过程中不断抵近同一个境地——对自由的背叛。这种背叛既表现为积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也表现为消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所谓积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是指,“自由权力”越出了“自由权利”为“自由”划定的边界。这种“自由权力”的越界常常表现为积极自由的滥用,而滥用源自“两个自我”的分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两个自我”是这样描述的:这种处于支配地位的自我等同于理性,我的“高级本性”,那个计算并旨在使我长期得到满足的自我,我的“真实的”、“理想的”和“自律的”自我,或者“处于最好状态中的”自我;这种高级的自我与非理性的冲动、无法控制的欲望、我的“低级”本性、追求即时快乐、我的“经验的”或“他律的”自我形成鲜明对照;这后一种自我受汹涌的欲望与激情的冲击,若要上升到它的“真实”本性的完全高度,需要受到严格的约束。一个自我是理性的、高级的、“真实的”、“理想的”和“自律的”,另一个自我是非理性的、低级的、“经验的”或“他律的”。在分裂之中前一个“自我”获得了干涉、支配后一个“自我”的完全理由,进而收获了自由“权力”突破其“权利”边界的虚假的却坚定的“真理性”和“正义性”。积极自由的滥用者总是以“高级、理性”自居,习惯以家长制的方式来看待其他的人。更为致命的是,这些滥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真诚地相信,他或他们(不管以什么名义)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干涉与强制不是出于他或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被干涉者、被强制者的利益。他们宣称他或他们比遭受权力滥用而被干涉与强制的人们更知道其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从而对自由权力的越界使用变得理直气壮、有恃无恐,造成积极自由被滥用的惨象和自由遭其背叛的苦果。

积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的另外一条道路是“退居于内在的城堡之中”。积极自由聚焦于“我被谁统治”或“谁是主人”的问题。一方面,积极自由的这种强烈的“做主人”的主体意识使之具有“一种普遍有效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主体难免遇到源于客体(自然、社会)之外在性的障碍。当这些障碍不能轻易清除时,“主体之我”试图将“客体之障”内化,以便获得“自由”。但是,主体的这种内化真的让“我”成为主人获得自由了吗?对障碍的无视、幻觉、渗入、化解只能是一种自我欺骗,依靠这种退居内在城堡的方式,“我”希望成为自己疆界内的主人的愿望,事实上只是使“我”被“我已成为主人”的错觉所奴役。另一方面,“我的疆界漫长而不安全,因此我缩短这些界线以缩小或消除其脆弱的部分。我开始时欲求幸福、权力、知识或获得某些特定的对象。但是,我无法把握它们。我选择了避免挫折与损失的办法,因此我决不强求自己不是一定能够得到的东西。我决不欲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种不可得便

欲求的收缩路线以逃离不自由的世界的方式来实现自由;以放弃上路来克服路上的障碍,以战略性的退却退回到我的内在城堡来追求自由;以为当城堡中的我视自我为控制者时,“我”便逃脱了被控制的奴役状态而获得了自由。“积极自由”的这种内倾化、孤岛式的“做自己的主人”的强迫症幻象无疑使其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成了对自由的另一种背叛。

所谓消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是指,自由放任的不干涉主义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当消极自由所主张的不干涉主义被用于支持政治与社会中的毁灭性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武装起来的强者、残忍者与缺乏道德原则者反对弱者、仁慈者与有道德原则者的武器时,消极自由助纣为虐的消极面向就暴露出来了。正如,不对狼的自由作出必要的干涉,羊的自由就岌岌可危。所以伯林所谓“无节制的自由放任的恶果,允许与鼓励这种恶果的社会与法律制度,导致了对‘消极自由’的残酷违背”,无非是试图表明消极自由也是吃了自由放任的恶果的苦,以此来淡化自由放任与消极自由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正是消极自由观念对“不干涉”的倡导直接或间接地结出了这颗恶果。自食其果反而更加说明了“消极自由”的“不干涉”完全有导致对“自由”之背叛的现实可能性。在秉持平等主义价值理念的人看来,消极自由的这种不干涉就是对自由的背叛。

消极自由所划定的“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领域”之边界的模糊性是导致消极自由能够轻易背叛自由的直接原因。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领域的范围因不同人的不同的自由主张而大小各异,而不同主张持有者背后的立场又很难与其社会阶层、个人天赋作出剥离。这就极其容易偏离人们追求自由的初心,走向对自由的叛离。故而,对自由构成背叛的消极自由特别指向那种极端自由主义者们划定的范围:消极自由以权利为尺度圈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拒绝他人、团体或政府干预,即使这种干预的目的是为了给其他人提供“行使自由的条件”。同时,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

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领域的边界却并不清晰,比如,在同为自由主义阵营、都忠于康德义务论的罗尔斯与诺奇克之间,对于这一边界的认知就存在很大的差距,罗尔斯的“最低领域”划定在基本自由的范围内,而诺奇克所谓的自由领域则涵盖了全部的自由权利,并且寸步不让。

消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的另外一种表现是拒斥分配正义。诺奇克以“权利”为盾抵制分配,认为“没有任何人或群体有权控制所有的资源,并共同决定如何将它们施舍出去”。在他看来,分配意味着“由一种社会制度按照某些原则来集中地提供某些东西”,而再分配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将一部分资源转移给社会处境最差者”。诺奇克拒绝分配,更拒绝再分配,因而并不顾及处境最差者的自由能否实现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以诺奇克为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以行使其“消极自由”为理由对“再分配”严词拒绝,并对处境最差者在自由实践上的困境无动于衷、置之不理。而这种漠视处境最差者权益状况的自由主义显然是对自由理想的最大反讽。

消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的最大恶果是导致了自由的当代危机。这一危机明确指向自由的实现,指向自由实现过程中自由所遭遇的内外冲突以及自由权利与自由权力(能力)的断裂。罗尔斯认为,自由权利的不平等实现之所以是正义的,其唯一前提是这种不平等的实现有利于处境最差者的自由权利的实现。当消极自由的不平等实现不能满足“有利于‘处境最差者’的自由的实现”这一前提时,它就背叛了自由,产生了自由的危机。某些人的自由权利的主张阻碍了其他人实现其基本自由所需的自由权力的生成,酿成了这些人实现自由之能力疲弱、资源匮乏的恶果。这样就导致自由在“权利”与“权力(能力)”之间的严重失衡,从而造成了自由对自身的背叛。这种背叛是一部分人(常常是强势群体)对“自由权利”及其背后的利益的过分坚持,导致权利的过度私人化,造成了另一部分人(常常是弱势群体)“自由权力”的相对丧失。这种“丧失”表现为:实现自由所需的能力与资源不足,行使自由的条件缺乏,从而“实现自由”对部分人来说只是镜花水月。平等主义的观念对每个人实现自由的能力和资源提出了基本的要求,而这种“丧失”显然与平等的要求背道而驰。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源的支撑是不可能实现他的自由的。

三、自由冲突的化解

在自由的外在冲突中自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在自由的内在冲突中自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正是这种“挑战”和“质疑”的存在时刻警醒着自由冲突之化解的艰难。而透析冲突背后的内在逻辑无疑是使之得以化解的必要前提。

化解以常态化方式存在的自由冲突内在地要求对不同类型的自由作出区分。在这类区分中最著名的区分就是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但是,这样的区分并不令人满意。杰拉尔德·麦卡勒姆(Gerald MacCallum)就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这种“两分”提出了质疑,“认为存在两种自由概念是错误 的”,“纠正这种偏差的一个办法就是,始终把自由看作是同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罗尔斯一方面接受了麦卡勒姆“三位一体”的自由概念,把“人——自由的行动者”、“事——决定去做或不做的事情”和“限制——所要摆脱的限制与束缚”这三个因素统一于自由之中,避免了“古代人与现代人”或“积极与消极”这种概念上的两分给自由冲突之化解带来的不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基于常识和自由冲突之化解的便利提出了“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的区分。他作出这样区分的理由有两点。

一是常识就足以告诉我们有些自由比另一些自由更加重要。有的自由与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有的自由则无关紧要。罗尔斯基于常识将自由区分为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他提供的依据是,看该种自由之于人的“两种道德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充分运用究竟有何种程度的重要性。“一种自由其重要性的大小,要么依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涉及道德能力的充分灵活运用,要么依赖于它作为必要的制度性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这种道德能力的充分灵活运用。”而通俗地说,在诸多自由之中,重要的、切身性的自由就是基本自由,无关紧要的自由就是非基本自由。

二是对自由作出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之分有利于自由冲突的化解。借助于这种区分,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判定某种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确定在冲突情境中该种自由能否获得某种优先性地位,以及足以获得何种程度的优先性。当我们在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的分类框架下分析自由的冲突时,这种冲突就更加易于理解,它既可以发生在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之间,也可以发生在诸种基本自由之间,还可以发生在诸种非基本自由之间。

罗尔斯化解自由冲突的基本思路是确立基本自由的优先地位。他是以“两个正义原则”的方式确立这一地位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围绕正义原则展开理论假设与论证,并阐述了该如何将原则运用于实践当中,由“原则”到“制度”再到“目的”的论述,就是在以制度化的方式,依托于社会基本结构,来确立基本自由的地位。第一,“两个正义原则”的提出 与论证为基本自由的地位的确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内含词典式次序的“两个正义原 则”的提出主要对标于功利主义单一性的“最大幸福原则”。功利主义对实现“社会功利最大化”的过度强调极易造成枉顾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不幸局面,因此罗尔斯通过对“平等的基本自由”的坚定守护,强调“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绝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第二,“两个正义原则”的运用为基本自由的地位的确立提供了一系列具体的步骤。罗尔斯通过对“一个满足正义原则的社会基本结构”的描述,对“由正义原则所产生的义务与责任”的考察,形成对“两个正义原则”之运用的总体布局。他将民主制度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主要制度,以“权利义务的复杂集合”作为对自由概念的一种界定,从而“明确政治义务和责任的根据与限制”。通过“四个阶段的序列”在政治法律体系中确立了基本自由的地位,明确以制度的方式,尤其是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基本自由的优先性地位。而基本自由之实现的平等性关照也要求社会经济政策在公正的机会均等和维持平等自由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最少受益者的长远期望。

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价值的优先性,并尊重平等的价值。自由的优先性地位足以保障人们在践行平等的主张时,不至于侵害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能够在平衡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时,将平衡点落脚于人自身存在的特性上。罗尔斯以“两个正义原则及其词典式次序的优先规则”对自由优先兼顾平等的理论主张做了具体的安排,以优先性的方式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其实质就是为了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罗尔斯始终坚持“每一个人对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拥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因为这种基本自由权利是每一个人都平等拥有的,又因为平等拥有权利的每一个人都是受着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影响、塑造的差异化的个体,还因为优先的对象仅限于基本自由而非所有自由,这就给平等价值留出了足够的实践空间。所以,以优先性的方式来处理事关每一个人的平等的基本自由的实现问题,是一种最合适于平衡“自由与平等之价值”的选择。也就是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通过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的区分以及自由的优先性,借助于正义原则的确立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建立,从整体上合理地处置了自由所面临的外在冲突。他以制度的方式归置了自由、平等这两种价值之间的优先次序,确定了一个价值排序,以便在冲突发生时得以确保自由的优先性。这样,就确保了自由的外在冲突能够得到有效的化解。

我们再来看自由的内在冲突。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冲突有两种原因:其表层原因是,理论上自由概念的两分与实践中自由主体却总是同时行使着这两种本为一体的自由之间的断裂;其深层原因是,作为自由主体的人存在个体性和差异性。针对冲突的表层原因,罗尔斯以“三位一体”的自由概念替换“自由的两分”,弥合由“两分”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痕。根据冲突的深层原因,罗尔斯以重叠共识的方案,依托于公共理性,化解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冲突,包容人的个体性和差异性。自由的内在冲突作为诸种自由之间的冲突,要么是由于不同选择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造成的,要么是由于同一选择主体的不同选择造成的。就政治哲学的公共性视角而言,同一选择主体的不同选择间的冲突是每个抉择者各自的私人性问题,在保证其自由选择的后果不会对他人的自由权利造成限制的前提下,这种个人内部的选择性冲突不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

政治哲学借助公共理性要处理的是不同选择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所造成的冲突。因为个体存在差异化,基于不同价值观念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计划,所以在资源有限成为一种常态化生存处境的前提下,人际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人们对于消极自由概念的偏爱意味着,我们在化解自由的内在冲突时应该特别注意消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消极自由对自由的背叛确实与伯林在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领域的边界上的模糊性有脱不开的干系。伯林回避了消极自由之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领域的边界究竟应划在何处的问题,而边界的模糊性确实导致了消极自由被滥用而造成权利边界不断扩张的恶果,这与积极自由被滥用而造成权力对权利边界的不断突破的恶果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罗尔斯通过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的区分为“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领域”划出了最为明确的边界,利用基本自由圈定了消极自由的具体范围,给予基本自由以优先地位的方式表明了他对消极自由的偏爱,同时又放弃了消极自由这一提法,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消极自由背叛自由的可能性。在此,对自由作出基本自由与非基本自由之区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才完全突显出来。罗尔斯运用两个正义原则,一方面,以“平等的自由原则”的确立,依托于正义制度所确定的权利与义务的集合,为自由的行使划出了“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领域”;另一方面,又用“差别原则”保障了自由的能力的养成以及这些“能力”的安全使用,从而保证了“自由的价值”的公平实现,进而尽可能地化解了自由的冲突。